国家改革和发展肯定需要一个精英阶层领导，越是初期的时候，这个“需要”就越迫切。当下，在西方国家，传统精英的含义其实已经逐渐退化。

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表现迥异，精英的组成结构也大相径庭。

近代史中所谓西方式改革就是政经两块。经济改革的成功标准就是从农业经济的普遍贫困过渡到城市化后能产生一个占大多数人口普遍富足的中产阶级。这个过程对每个国家都相当痛苦，例如，英国1800年工人家庭的物质水平和10万年前的原始人差不多【注：英国经济学家Gregory Clark】；日本则在20世纪初从国内贫富两极分化转向全民对外掠夺；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作家对那个时代都有大量描写。但对精英，这是既领导又得利的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来是为了解决德国过渡的时代问题，不过德国有启蒙传统，先行进入福利制国家减轻对大众承担的改革负担，但这没有解决其政治改革问题。改革都是经济开始，政治为结束；而政治改革则更多由国际政治为导火索。

中国的精英来自于考试制度下产生的官僚，有千多年习俗，比西方这两百多年逐渐壮大的官僚体制要精深的多，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从中外历史经验讲，精英官僚（或者说，在官僚体系下产生的精英）与生俱来就有物质属性；同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财富创造和分配过程。所以，自然讲，精英官僚在感情上应该有强烈的改革冲动，但理智上没有改革的动力，这是一个相当情结自我矛盾的结构。

不过历史只能借鉴，因为时代确实不同。中国过去30年改革对社会大众的镇痛和发展效果明显比100年前的中国或者日本、英国甚至100年前的美国要好。好虽好，改革最终的结果还是衡量的标准，即使是第一个阶段， “城市化后能产生一个占大多数人口普遍富足的中产阶级” 尚未完成，仍需要一个精英阶层的领导。如何能让精英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确实是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