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有见过他，最后一次见时，他已经是近70岁。人清瘦，背微驼，头发是灰白，但讲起话来还是那样温文尔雅。我和梁先生认识算来有二十多年了。第一次见他，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尚年幼。那时的北京和现在是两个世界。现在回想起来，住在一个几千人的机关大院里面，好像生活是满枯燥和简单的。幼儿园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在太阳下黑瘦而褶的脸是我印象最深的面孔之一。儿时记忆中能留下来的感受是些片段的场面，感受如在拍电影，为了连续和完整，常常把场面贯穿到四周的环境中去，所以记忆也总是穿插交杂着四季万物的模糊影子。

梁先生是美籍华人，每到北京，都会来我家一次，而且好像都是在最热的夏天。他的来到自然是件很大的事。现在细细回想当时的感受，好像又回到了那间在四楼的十平方米小屋，有一丝轻轻的风，从临街的窗户吹进来，掠过仲夏夜闷热的空气。对梁先生的回忆有如梁先生的为人，自然而淡雅，是和那夏日的清风一起来的，平稳而舒缓，是电影中由远及近的一个长而慢的镜头。

如果以心的归属论国籍的化，梁先生是个真正的中国人。并且，像梁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已经很少见了。梁先生典型儒家士大夫的气度，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身体力行地遵循着儒家的思想生活。在潜流纵横的中国，即使自封是一个深受儒家影响的国土，真正的儒士是很难在中国的大地上生存的。

梁先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人的方式和态度，那种平淡和真实与周围的环境俨然不同。梁先生既没有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的亲热，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冷漠，有的是种矜持，弥散着淡淡的气息。他对每个见到的人都是礼貌周全，即使是年幼如我也报以同样淡淡的笑。在谈话中，他没有漫无边际的调侃，眼睛看着你，听你说话。可能是我提到过喜欢战斗机，他在下一次来时就买了一本英文的《世界战斗机百科全书》送我，几百页带着彩色的图片，在我生活的灰白色世界里轻抹了一层薄薄的七彩。

虽然大部分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梁先生对中国的传统理念很为坚持，例如，他对西方的离婚等观念不能认同，认为只要有了孩子，就应该为了孩子维护家庭，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在中文里，本来“爱”的涵义就和西方的不同，在翻译过来的西方书中，看到“爱”字，还要在脑海里再译成英文的“love”，才能将书的意义贯通下来。梁先生对“爱”的认知还是儒家式的，理性多于感性，责任多于生命体验。

温文尔雅的梁先生一旦偏激起来也可以走到了极端。当中国大陆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和一批激进的美籍华人参加了著名的保钓运动，而且是其中的领袖之一。他们一直期盼着中国能够富强起来，梁先生对中国大陆政府能够以强有力的姿态面对世界豪强有着迷信般的信仰，容不得别人说政府半句不好。每次与大陆人士谈起中国政治，结果都会是场争论，而且双方是面红耳赤，血脉沸腾，但又知道梁先生是个正直的人，只是在政治理念上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乌托邦中，最后也只好仰天长叹了。

虽然有时偏激，梁先生对中国国事民瘼的关心却是纯粹和始终如一的。他在七十年代，就在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剑桥开了一家中文书店。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学者文人有机会访美时，他的家又成为了接待站。梁先生的实际工作是在美国麻省的一个大学当物理系的教授，在他任职期间，他帮助至少五十多位中国大陆的学生来他的学校读学位。梁先生在去世前几年，一直是边在美国教书边往返于中美之间从事为中国农村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梁先生从世界银行以及他在香港的关系搞到资金，致力于对黄土高原改造和水土保持，以及对内蒙古生态环境最恶略地区进行水利灌溉改造的项目。项目的内容主要是提供改造的可行性报告以及后期评估。为此，梁先生一个人穿行于中国内陆，按照他做学问和为人的方式态度，认真而不计个人名利地进行实地的考察和研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分析归纳成可行性报告。他自己曾经和三十多个农民访谈，并且写进了报告中去，因此他的报告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在梁先生去世的前一年，他已经被诊断为癌症。就在化疗期间，他决定中止疗程，回到中国继续他的项目。当再次回美国治疗时，他的病情开始很快地恶化了。

在遥远荒芜之地，有一片静的沼泽和死水，水边的芦苇在冷风中无声地摇曳。从灰白色的天空透过灰白色的光，暗淡地洒在灰白色的水面。在这寂静和萧瑟中，飞来了一只白色的海鸥，翅膀掠过水面，溅起水的涟漪一线、一片。海鸥停落在芦苇边，很长地凝视着天水之间，然后，慢慢展开了翅膀，划过水面，跃过芦苇，飞入空中，渐渐消失于灰白色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