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超越现在，也不能回到过去，只是活在当下。日日‘小事’皆事关利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天下大事，所以人本性是必然的现实主义者，理性和理智往往有纵横的历史观；大道理不是不懂，最后往往屈服于眼前利益。

       近来读美国19世纪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卡内基）传记。我们今天知道的卡内基多有传奇色彩，他捐建的有卡内基音乐厅（美国最有声望的音乐演奏厅），卡内基-梅隆大学，还建立了紐約卡内基基金會，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他死前，钱财散尽，多用于公益事业，而不是用来滋养富二代，可算是个人物。

       卡内基传记里描绘的19世纪美国与今天中国有惊人相似。作为来自苏格兰的第一代移民，他一家定居美国东部新工业城匹兹堡，过得比今天我们的农民工还要苦，十岁多就开始打工。城市有几个特点，没有上下水系统，以纺织、炼铁等工业为主，工人是弱势群体，大批童工，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空气重度污染，昏天黑地。中国有逃离北上广，美国移民超过一半以上返回欧洲大陆。

卡内基发迹之路有几个特点。1840年时电话还没有发明，靠电报，卡内基是一个很好的电报员，不到二十岁开始供职于一家铁路公司（美国铁路不垄断），因为机灵敢干，得到公司高层赏识，迅速成为主管。进入钢铁行业起因是内部交易需要。首先，那个时代的美国大建铁路网络（与我们的高铁几多相似），该修不该修的地方都在建铁路，也在编故事，对未来都是期望值，许多基建投资基本是在打水漂。铁路的建设者和铁路的经营公司基本是同一伙人，自己给自己中标，从建设材料费用中大挣一笔。通过编故事举债，债一直发到欧洲，内部交易是常态，投资人和股民是受害者。在铁路大发展时，原先用木料做的桥体等支撑不住不断增加的车重，新技术进入，先是铁，后是钢。正好卡内基成为上述整个环节的中间人，即在铁路运营公司工作、又到欧美各地发债融资、又自己建了钢铁厂。

       中美两国，两个时代，表象有相同也有不同。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在无意识的发展闯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在有意识的赶超。一晃美国发展了160年，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一次超级经济大萧条和周期性经济起伏。是危机也是积累。中国现在一个转折点，要在未来十年赶上美国160年；但是，还没有一套体制可以证明能经受得起震荡。美国那时还远没有进入官僚企业时代（美国企业官僚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政府的权利分散，私企的垄断不能左右国家政治，大企业家在反垄断法之后也基本能完身而退，私有资产得以保护；相较，中国改革一初始就是双重官僚体制，大政府和大企业，和依附于他们的众多产业与企业。既得利益严重，至上而下已经成了一个顺通的链条，谁都知其不可长久，又没有体制内外的退出渠道，动一处必动全身，不到剧痛链条上下谁都不愿触了自己的奶酪。虽然有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不过看着别人的路走自己的路，常有邯郸学步之忧。

       市场有基本点，乱世之后有沉淀，自由市场总会回到基本点。如打球，看别人打球和自己打是两回事。中国的条条框框太多，将一个一个产业限制死死的，只有广度无深度，缺乏细分，只能玩表面内容，很容易同质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拼价格，降质量，走偏门。然而，放开，必然要踩谁的脚。

       电影《大话西游》紫霞仙子的一句话：“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