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对现实生活较为悲观的人，在上‘政治学’课之前还在怀疑我的悲观是否有道理。在哈佛的夜校上了一学期的《国际政治》，老师叫Mark Busch，才华横溢，三十多岁就拿到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在最后一堂课后，班里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去酒吧喝酒，老师一改聪明人特有的自大傲慢、咄咄逼人的架势，将国际政治引入到了自我反省上，问我们上过此课后有什么感觉，是否变得cynical，是否开始对人类世界充满怀疑和对现实生活充满悲观。在他问得一瞬间，我豁然开朗，这堂课是我多年疑问的一个解答。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现在的，和未来的。我们有自己的习性和惰性，沉淀于世界、混沌于世界而不知所终。不满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是我们自己所反对事物的支持者和帮凶。

就是因为这种无能为力的悲观态度，使我甚至为郭德纲的封杀事件‘暗自’叫好。我对郭德纲的天赋和他的耐力近乎于崇拜，在我们这几十年的文艺圈里，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不过，近几年他成名后不再注重自己的作品、脱离草根确实令人惋惜；然而，与众多随大流的文艺人不同，郭德纲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个献媚的相声，虽然开始拜金，作品失去原有之精气，但至少还未失去气节。悲观的世界有时也有喜剧的效果，或许郭德纲在自省甚至无路之时，又能回到原点，再编一段‘我要幸福’，在灰色中划出一道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