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型国家英文是developmental state，这里中文翻译更多是意译。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及二战之后两次成功转型，追赶欧美，根据自身国体演变出一套独特官僚计划经济。

读日本，与中国多有貌似之处，稍微细看就又面目全非。中国与美国倒是非常神似。

我文章中老生常谈，一个经济体发展必然由精英领导，精英阶层的产生、结构、演变和动力决定国家走向。

日本核心精英阶层由三部分组成，政府官僚、私有大型企业和政治家。政府官僚因为承上启下、独立以及掌握国家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成为精英阶层核心。日本体制，通过大学、英才制度以及社会网络，不断培养、扩大和维护精英阶层和其社会威望地位。同时，虽然内部斗争、平衡和制衡不断，但制度带有牺牲精神的感性与通解人性的理性让政府官僚、政治家与私有企业结成唇齿之邦。

只有强势官僚体制才能有计划经济。与德国齐名，日本是另一种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

日本每个发展阶段总有一个由精英阶层设定的“国家目标，并且以此目标制定产业计划，这其实是追赶型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提出的“富国强军”，60年代后的“赶超欧美”。听上去都是理想化口号，但这也是日本言行合一和很多国家本质不同之处。与1990年代以前的苏联和东欧的理想计划经济相比，日本是“理性”计划经济。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尝试过国有企业模式，发现国有企业自身必然存在难以解决问题而转向由政府官僚制定产业计划由私有企业实施的合作方法。又如，红顶商人在很多国家是系统性腐败的表现，在日本则是摆在明面的普遍现象，也是最杰出的顶层政府官僚被强制性退休后的必然去处，体制年轻化，以及防止官员“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过于依赖权力的官僚体制的传统诟病。也因此，日本精英阶层是稳定、不断扩大以及有包容性，即使精英阶层内部派系众多。

日本“理性”计划经济的另外一个表现在于日本政府官僚规划经济着重“国家利益”，并且利用政府手段引导企业，不仅注重效率（efficiency）更注重效力（effectiveness）。速度不等于效率，效率不等于效力，投资回报的效率不等于产业实力，各别私有企业的成功不等于国家实力。在理性计划中，企业的成功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否则计划本身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对国家缺乏意义。所以在日本既没有国企，也不会出现私有龙头的成功企业大量来自于互联网公司。这也可以解释软银做为日本投资公司为什么主要投资都在日本之外。创新对“国家利益”无益或者对实业有冲击，这就不符合国家目标。

日本当然有很多问题，而且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日本政府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本身也不是有意而为的结果，而是一个根据社会需求和国家目标由精英阶层言行合一领导的理性务实结果。虽然没有美国国体发展来的绚丽夺目和创造性，但如何用好“理性计划“却有值得借鉴之处。